引言：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，当我们回望那场全民皆兵的战争，视线往往聚焦于战场上的英雄。然而，战场之下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样在无情地掠夺生命——与疾病的战争。其中，一种名为“脚气病”的疾病，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，令人痛心而又警醒，成为我们审视“战争与医学”复杂关系的棱镜。
脚气病（硫胺素（维生素B1）缺乏症，beriberi/Thiamine deficiency）是缺乏硫胺素导致的营养素缺乏症，会导致干性脚气病（对称性周围神经炎，感觉、运动障碍）或湿性脚气病（心力衰竭、心悸、疲劳等）。
“脚气病”之名，始见于东晋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，其所载肿胀、无力、足麻之症，已与现代医学描摹相合【1】。而在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中，他不仅详述病症，更通过敏锐的观察，将病因直指饮食结构：“夫脚气者，……自永嘉南渡，衣缨士人多有遭者。岭表江东，有支法存、仰道人等，并留意经方，……然皆食粳米、常餐腴酢。”【2】基于此，他开创性地使用富含硫胺素的豆类（大豆、赤小豆）、糙米、动物肝脏及谷皮（米糠）煮汤进行治疗与预防。然而，受限于时代的认知框架，他们无法从“营养素”的微观层面解释其机理，而是用“风毒”、“湿气”等理论进行阐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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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孙思邈：《千金要方》）
19世纪末，随着社会变迁和西医传入，中国对脚气病的认知进入一个复杂时期。晚清至民国，传统经验医学在公共卫生实践中逐渐被边缘化，孙思邈的宝贵经验并未被系统地转化为现代公共卫生知识。20世纪初，“维生素”和“脚气病乃维生素B1缺乏症”的现代医学理论通过留日学生和西方医学教材传入中国。中文“维生素”一词本身，就来源于对日文“ビタミン”的翻译。
随着近代稻米加工技术的推广，精白米在城市和军队中普及。而到了抗战时期，粮食供应严重受限，肉、蛋、豆类已是一种奢侈，精米成为主要口粮来源，但富含维生素B1的谷物外皮和胚芽则被大量去除，导致人群面临硫胺素摄入不足的风险。士兵长期处于高强度体力消耗状态，对维生素B1的需求本来就大，加之战时医疗条件恶劣，缺乏有效的营养监测与补充机制，使得脚气病在军营中屡见不鲜。据史料记载，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，其军队也曾因饮食结构单一而出现湿性脚气病的集体发病案例，表现为突发性心力衰竭、水肿与呼吸困难，若未及时识别，极易误诊为感染性休克或病毒性心肌炎，造成不必要的死亡【3】。这种临床表现的非特异性，使得脚气病在战地医院中常被忽视，直到经验丰富的军医发现大剂量静脉注射硫胺素可迅速逆转症状后，才逐渐确立其诊断价值。
脚气病的阴影同样笼罩着后方的平民。在沦陷区与后方根据地，普通民众同样遭受疾病折磨。由于交通中断与农业减产，许多家庭被迫依赖精白米维持生计，缺乏豆类、瘦肉、坚果等富含维生素B1的食物来源。儿童与哺乳期妇女尤为脆弱，婴儿脚气病（infantile beriberi）因此成为当时儿科病房中的常见急症。患儿常表现为食欲减退、哭声微弱、呼吸急促甚至急性心力衰竭，死亡率极高【4】。有研究指出，母乳中硫胺素含量直接受母亲膳食质量影响，贫困母亲若自身存在隐性缺乏，则可通过哺乳将风险传递给新生儿，形成代际传播链条。
这一时期，受困于战争和贫困，本土几乎无法工业化生产纯净的维生素B1制剂，依赖进口的路径又被战争彻底切断；传统的米糠、麦麸、豆类本是最佳的补给来源，却也无法获得足量且稳定的供应。基于此，在国统区与根据地，当局被迫对粮食加工标准进行“倒退式”革新，回归传统智慧，推广糙米、杂粮和改良粮食加工标准，如 “九二米”和“八一粉”（即保留部分米糠和麦麸的标准米、标准粉）；【5】与此同时，位于延安的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垦荒，大规模种植小米，小米的维生素B1含量远高于精白米，成为了边区军民的主粮，极大地改善了营养状况，增强了体质【6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深入一线的医疗行动：周启源为代表的医学团队深入四川自贡盐场一线，开展了一项极具实践性的防治工作：他们首先通过精细的膳食记录与生化检测（如分析尿液中硫胺素代谢产物），科学确定了盐工脚气病的根源在于纯白米饭饮食导致的严重维生素B1缺乏；接下来他们设计并推广了切实可行的“改良餐”——在集体伙食中掺入糙米、杂豆，并利用当地廉价的豆渣、发芽豆类及绿叶蔬菜来提升营养。而为了让知识水平有限的盐工真正理解并接受改变，教授和学生们编写了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和图画手册，用方言在工棚边开设“龙门阵”，将“力气素”这样的科学概念转化为“吃饭吃点糙，脚杆有力气”的朴素道理；他们还因地制宜地发掘替代食材，如推广米糠浸出液和鼓励种植南瓜野菜，并在药物极端匮乏时尝试制备粗制维生素B1提取物救治重症者。【7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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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二米粮票）
而迄今，脚气病的病因与防治机制得以在分子层面彻底阐明。通过制定《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》，明确允许在谷物制品中添加维生素B1；以及制定针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的“营养午餐计划”等手段，中国已基本消除了地方性、流行性脚气病。如今，脚气病在中国主要被视为一种继发性疾病，高发于长期酗酒者（酒精性韦尼克脑病）、严重吸收不良患者和极端饮食失调者中，但都能接受有效的诊断和治疗。
对脚气病的认知及攻克史也映照出了战争与医学的关系：一方面，战争制造了大量伤员，为医学治疗带来极大的负担，到达“供不应求”的地步。同时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医学的伦理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731部队，假借医学名义开展惨绝人寰的细菌试验，人体实验等，将医学的发展建立在尸骨之上，成为医学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污点；另一方面，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医学的发展。以大规模的脚气病为例，大量的病例为临床观察与研究提供了样本，使中国医者对这种营养缺乏症的认识更为深刻。而且，战时对简易、廉价防治方法的迫切需求，也促进了对传统食疗智慧的重新挖掘与科学验证。公共卫生管理的紧迫性被提升到关乎民族生存的高度，这极大地推动了公共卫生意识在中国的启蒙与普及。
此外，脚气病在战争中的再现还暴露了医学伦理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张力。尽管硫胺素补充疗法简单且成本低廉，但在资源极度匮乏的环境中，优先救治谁、如何分配有限药品等问题仍极具挑战。例如，在战俘营或集中营中，囚犯常因长期食用劣质谷物而大规模罹患脚气病，却难以获得及时治疗。这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没有和平稳定与公平的资源分配，最先进的医学知识也可能在系统性危机前失效。
今天，当我们纪念胜利，缅怀英烈，也不应忘记这场发生在战争背后的无形战场。它提醒我们，医学的真正力量，不仅在于攻克技术难关，更在于构建一个免于匮乏、免于恐惧的社会环境，让每一个生命都能享有健康的基本尊重。这或许是那场伟大胜利留给今日医学事业的最深远的遗产。
参考文献：
【1】葛洪. 肘后备急方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56.
【2】孙思邈. 备急千金要方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9.
【3】Carpenter K J. Beriberi, White Rice, and Vitamin B: A Disease, a Cause, and a Cure[M]. 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0.
【4】Lonsdale D. Thiamine deficiency and infantile beriberi[J].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, 1982, 378: 316–326.
【5】王玉茹.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粮食政策与国民营养问题[J]. 中国经济史研究, 2015(3): 45–56.
【6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.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研究[M]. 北京: 中央文献出版社, 2012.
【7】周启源, 王季午. 四川自贡盐工脚气病的调查与防治[J]. 中华医学杂志, 1944, 30(6): 401–408.
作者简介：倪子昊，南京医科大学天元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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